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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战略决策研究》2025年第4期，第3-33+126页。文章内容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战略决策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

　　特朗普主义作为一种深刻影响美国未来走向和全球格局的重大政治现象，其在理论层面的本质剖析及其对经济全球化未来深远冲击的科学评估，构成了当前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

　　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特朗普主义（Trumpism）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在全球范围内也激发了激烈的讨论。特朗普主义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为核心，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了重大的挑战。

　　特朗普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运动以及政策倾向的集合。其核心特征一是民粹主义，特朗普主义强调人民对精英的对抗，批评受益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利益。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选民沟通，塑造了其所谓的反建制的形象，迎合了美国中下阶层对于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满情绪。二是民族主义，特朗普主义主张“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强调国家利益至上，质疑多边合作与国际机制的作用，认为这些机制损害了美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三是保护主义，特朗普推行高关税贸易壁垒，特别是重新谈判贸易协定，旨在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减少对于外国商品和劳动力的依赖。四是孤立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主义倾向于减少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干预，以及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国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包括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重新审视北约的作用、减少美国对于欧洲的防务义务等等。可以说，特朗普主义本身并非是特朗普个人的独创，而是美国社会长期集聚的不满情绪的一种集中表达。它结合了经济焦虑、文化保守主义和对全球化的怀疑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这种思想在美国政治体制之下，通过选举的进程，从思想、思潮变成了当前美国的内外政策。

　　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国内外引起广泛争议。在美国国内，特朗普主义引发了两极化的争论。支持者认为，特朗普主义是对全球化弊端必要的纠正。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制造业衰退、蓝领工人失业，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试图重振本土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此外，支持者还认为特朗普主义捍卫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反对“政治正确”和移民潮等等。反对的声音则以自由派为代表，批评特朗普主义破坏了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保护主义政策导致贸易战，损害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在价值观方面背弃了自由、多元的理念，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上的道义地位。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加征关税导致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价格上涨，影响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特朗普2.0推行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贸易战，破坏了全球经贸秩序，也导致美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另外，特朗普主义的反移民和种族主义倾向也被认为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

　　国际社会对特朗普主义以批评意见为主，普遍认为特朗普主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威胁。欧洲国家担心美国退出多边机制会破坏全球治理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规范、全球贸易基本规则受到了挑战。发展中国家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感到不满，认为其政策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中国等有关国家是美国“对等关税”政策的主要目标，面临出口的压力，但同时也借机加速了国内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合作。尽管如此，一些国家的部分势力也对特朗普主义的部分理念表示一定的认同，一些人认为特朗普主义代表了他们对全球化的负面看法，比如印度等国的民族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本国优先的政策，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振兴本土经济。

　　综合美国国内外对特朗普主义的讨论，可以看到它们存在共同点：都认为特朗普主义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倾向改变了全球贸易和外交格局。但不同点在于，美国国内有关特朗普主义的讨论更多聚焦于特朗普主义的文化和社会影响，特别是移民政策。国际社会则更关注其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后果，比如引发贸易战、与盟友关系普遍紧张等等。

　　特朗普主义为何会兴起？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是错误的认知。美国许多选民认为，全球化导致制造业相关岗位流失和经济不平等。尽管很多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如自动化对于就业的冲击远远大于全球化的影响，但特朗普成功地将全球化塑造成为敌人，迎合了中下层选民的挫败感。

　　第二是国内政治的原因。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传统政客的失信为特朗普的崛起创造了空间。此外，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转向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政策，为特朗普主义提供了土壤。

　　第三是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全球化虽然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但其所带来的红利分配不均。在美国，财富向少数精英集中，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感受到的经济压迫日益明显。用基尼系数所代表的贫富悬殊的指数来衡量，美国倒退了100年，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这是美国国内众多问题的主要根源。所谓的1%的超级富豪人群财富总额已经超过了整个中产阶级财富总和。这种趋势在当前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之下是很难改变的。美国需要一场比较彻底的社会革命，但是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很难推进。特朗普主义利用了人们对于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的不满，承诺通过保护主义重新振兴美国经济，特别是重振“铁锈地带”的经济发展。

　　第四是文化和身份危机。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潮和文化多元化引发了部分美国人的身份焦虑。特朗普主义的反移民和“美国优先”的口号迎合了这一情绪，强化了其政治影响力。在这方面，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观念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甚至称之为“文化战争”，特朗普主义的文化和社会观念结合了白人对于族群的焦虑和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因素。

　　特朗普主义对经济全球化有何影响？经济全球化以自由贸易、资本流动以及生产网络的全球化为特征，特朗普主义的政策直接挑战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运行，导致全球化进程出现倒退。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对多个国家加征关税，破坏了自由贸易的规则。当前则借所谓“对等贸易”发起了全球范围的贸易战，引发其他国家开始采取保护性措施，贸易壁垒的增加削弱了全球市场的开放性。其次是对多边机制的削弱。特朗普主义质疑WTO等机构的权威，拒绝参与或退出多边协定，导致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第三是全球供应链的重组。特朗普的政策促使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布局，很多公司被迫转移生产地点以规避关税，离岸外包、近岸外包和“再区域化”的趋势削弱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完整性。第四，特朗普主义助长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情绪与势力的扩散。特朗普主义成功激励了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运动，这种趋势的加强，特别是右翼势力在部分国家取得政权后，会进一步阻碍跨境合作和技术交流，导致经济全球化的倒退。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尽管特朗普主义产生了以上种种负面影响，我们仍然看到经济全球化并未完全停滞。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新兴市场的崛起等等，仍然在推动全球经济的联系。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和速度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更多地呈现出“再区域化”和选择性全球化的特征。当然，在应对特朗普主义上，两年之前，世界贸易组织已发表年度报告呼吁再全球化。基于历史的教训，经济全球化、相互开放，对于各国来说仍然是最有效率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是，再全球化作为未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方向，也有待于观察。此外，中国以及全球南方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甚至是领导者的角色，它们有可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向更平衡、更公正、更注重发展的方向演进。

　　概而言之，特朗普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现象，既是对全球化弊端的回应，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特朗普本人看到了美国长期对外干预的后果，但他提出的反全球化的孤立主义的解决方案给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它的基本特征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这样的倾向重塑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全球化出现明显倒退。但是全球化深层的驱动力，如技术进步和市场的相互依存并未消失。未来的全球化，可能是以“再区域化”与选择性全球化的形式来延续。对国际社会来说，应对特朗普主义的挑战需要加强多边合作，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化新模式。比如通过改革完善WTO规则，增强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以及解决全球化中所出现的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减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吸引力等。对于美国国内来说，弥合社会分裂，重建对全球化的信任，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特朗普主义的兴衰不仅关乎美国的政治方向，也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的未来。在这种背景下，理解其本质根源，制定相应对策，推动可持续的全球化至关重要。

　　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在因特朗普主义的冲击而发生重大而深刻的调整。美国怎么了？世界会怎么样？如何评估特朗普冲击的世界效应，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迄今为止，关于特朗普主义的讨论在国内外都非常多，绝大多数讨论对特朗普冲击夹杂着两种情绪：一种是“嘲笑”，认为特朗普就像个笑话，他的决策疯狂且不理性，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特朗普主义，此种情绪主要来自于自由派学者，比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raidy Steinberg）；另一种是“恐惧”，一些人对特朗普主义的不确定性政策不太适应，觉得很难应对，担心它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事实上，此两种态度都不是对特朗普主义的准确判断，甚至可以说对于“美国怎么了，世界怎么样”这一根本问题的判断出现了知识上的短缺。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十年前的美国，已经不再是罗斯福新政以后的进步主义美国。这一变化要求理解美国的知识框架和知识体系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因为美国变了，世界变了，美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变了。面对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如果还在原地用原来的美国知识体系刻舟求剑，已经无法理解大变局的美国。因此，对于特朗普主义的理解及其世界效应的解释，需要另辟蹊径，需要确立新的分析框架。

　　在探索美国研究新的知识体系的诸多努力中，生态制度主义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视角。生态制度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话的产物，它突破了政治体系/国际体系的研究假定，确立了生态体系的前提假定，通过分析生态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关系来理解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分析特朗普主义及其冲击力，就是通过分析美国现在所处的生态方位变化及其与特朗普主义崛起的关系，进而来考察特朗普主义崛起所导致的世界变化。

　　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对特朗普主义的界定，基本上都认为是一种政策纲领，强调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等特征。然而，如果特朗普主义仅仅是一种政策纲领，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拜登政府也会执行很多特朗普的政策路线，成为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显然，特朗普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党派问题和对外政策路线问题。美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普遍把特朗普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现象，认为它是另类右翼的崛起，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保守主义的“新的保守主义”，是后现代化陷阱的产物，还有的说它是右翼的民粹主义。事实上，所有这些看法还是仅仅关注到了他在说什么，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特朗普在做什么，尤其是关注决定特朗普主义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而不要先去关注他的政策路线和战略选择。

　　从生态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是美国大变局的风向标，而美国的大变局又是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一个产物，它本质上是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产物。特朗普主义标志着美国所处的时空方位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导致开启一个新的美国国家形态。具体来说，理解特朗普主义的底层逻辑需要把握三点：

　　第一，特朗普主义代表着右翼保守主义反建制派的美国。理解特朗普主义，必须抓住两个关键词。首先，特朗普主义是右翼的，特朗普主义批评左翼、自由派甚至温和的保守主义建制派，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派普遍认为不存在什么特朗普主义之说。比如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特朗普的政策不过是威权主义者和家族制的混合体，批评特朗普的整个班子带有很强的非正式网络和私人庇护网络的特点。其次，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反建制，特朗普主义既为自由主义建制派所不容，也为保守主义建制派所排斥，它是一种反建制主义的保守主义，坚持国家至上、文明至上甚至白人至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但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可能会导致美国开启保守主义的周期。

　　第二，特朗普主义是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产物。美国之所以往保守主义、往右转，也是世界往右转的一个折射。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推行自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伟大社会”的一系列进步主义政策，并在国际上建立起内嵌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包括建立在自由民主等原则基础上的美国盟伴体系。但是，如果从特朗普的整个政策立场上来看，他对进步主义的政策甚至世界观是持批判态度的。最典型的就是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严厉抨击欧洲自由派，批评所谓的多边主义共识，像斯蒂芬·班农、彼得·纳瓦罗这一批特朗普主义的拥护者，更是强调要拆解行政国家，支持各国的民粹派联手对抗官僚统治和全球主义。同时，在国际上要推翻自由国际秩序，甚至调整美国的盟伴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朗普主义不仅仅是美国现象，也是全球现象。

　　第三，特朗普主义致力于构建一个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的支持者在陆续上台，陆续地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比如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包括意大利的梅洛尼、巴西的博索纳罗、阿根廷的米莱等等。如果此类保守主义政党和领导人陆续地掌握政权，由于他们在理念、立场上以及对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必然会导致整个世界向右转。因此，特朗普主义可能不仅仅是美国的，它也是整个世界的。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里说的“开启黄金时代”，那么这个黄金时代其实是他在跟过去的世界做一个告别。这个世界是一个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新时代，它的核心是通过破坏二战以后建立的西方联盟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推动世界向右转，建立一个右翼保守主义主导的世界。

　　总的来讲，特朗普主义开启了新的美国时代，它坚持美国至上，白人至上，对内反建制，对外反体系，致力于构建一个不同于进步主义美国的右翼保守主义美国，构建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右翼保守主义的世界秩序。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既反映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但又不是一个个体现象、社会群体现象，甚至也不仅是美国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深远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历史现象。

　　特朗普主义作为一个大历史现象，需要从生态体系的维度分析其所处的生态位。基于生态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理解特朗普主义的生态位，必须确立大历史观。历史学家在看待世界的时候总有一个历史观，一旦历史观确立以后，对历史的理解就像有张天罗地网，所有的事情都能用历史观解释。所谓大历史观，就是不以道德论史，而是坚持以技术论史，从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的角度理解特朗普主义所处的时空方位，从而洞悉特朗普主义的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从大历史观来看，理解特朗普主义需要结合利益政治和身份政治两重视角来进行分析。

　　从利益政治来看，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体现的是反建制主义对阵建制主义的利益格局。回顾美国历史，美国最初是个多元主义移民社会，美国政治就是利益集团平衡的“跷跷板游戏”，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称之为多元民主主义共识。20世纪中后期，随着进步主义和大政府的兴起，这个多元主义共识开始滑入了“多头政体”（Polyarchy）的寡头政治。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面临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以及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美国陷入了多元主义的困境。从那个时候开始，保守主义开始抬头，从思想界的斯特劳斯主义一直蔓延到政界的里根主义，形成了以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以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门徒们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对峙格局，构成了美国政治分裂的一道分界线。冷战后，双方在利益政治上的角力，演变为通过国内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角逐来分别主导美国的内外政策，政治角逐的中心舞台一直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权力游戏和美联储华尔街的资本游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治舞台上开始出现一批反建制力量，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茶党运动，从街头抗议到府会角逐，有从草根里长出来的，或者从体制外冲进来的。反建制派的崛起，开始成为左右美国自由主义建制派和保守主义建制派之争的第三支力量。这第三支力量构成了我们理解特朗普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在政治上其实是很复杂的，既包括一些批评自由派政治议题的、立场保守甚至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红脖子”选民、福音派保守主义者以及铁锈地带失去工作的蓝领工人，也包括关注减税和监管松绑的富豪阶层和从硅谷走出来的科技右翼。作为相对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建制派的第三支力量，特朗普主义的社会支持群体在利益上是十分复杂的，在意识形态光谱上也非常多样，利益诉求也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在反建制、反权贵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在支持特朗普政策的立场上也是大致相同的。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分歧和斗争，成为识别美国特朗普主义兴起的一个大历史的基础。

　　基于身份政治的视角，美国政治的分界线呈现为美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对决。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是由多元移民形成的国家，其国家建设思路秉持多元一体，即追求在最大限度的社会多样性基础上达成最小一致性，恪守美国身份政治的最大公约数逻辑。

　　但是，这种最大公约数的身份政治逻辑在经过了民权运动后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呈现为不能挑战某一身份群体身份尊严的最小公倍数逻辑。民权运动最初是关注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基础上的不同身份群体的权利平衡，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是放在公民权利的平台上讨论的。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风起云涌的美国民权运动越来越关注的不是民权，而是身份本身，开始走上了不同身份竞争之间的所谓“取消文化”（Call-out Culture），美国的身份政治越来越强调身份本身，不同的身份群体关注的不再是民权，进而引发了亨廷顿讲的“文明的冲突”“我们是谁”、福山强调的身份政治等，陆续开始呈现出自由派对“政治正确”的强调、白人群体对身份政治的反感以及宗教保守派对传统价值观坚守的三分天下格局。如何在多元文化身份基础上确立美国身份的最小公倍数，成为自由派身份政治的逻辑。

　　然而，特朗普主义对自由派的身份政治绝对化倾向采取了一种黑白分明的对立态度。自2016年以来，特朗普就一直在批评身份政治问题，他甚至认为主流的媒体都是谎言。每当一些媒体采访他或者质疑他的时候，特朗普就用假新闻（Fake News）来回应。在入主白宫后，特朗普对待一切问题的态度都带有其特有的身份政治逻辑，不管面对什么问题，在特朗普口中问题和缺点总归是自由派的，成绩总归是自己的，他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身份政治立场。尤其是在第二任期开始之后，特朗普通过签署行政令全力清理拜登政府的ESG（环境、社会、治理）政策，尤其是涉及到种族、族裔、性别、性取向等个体差异的DEI（多样性、平等、包容）项目，遭到了特朗普政府的强势清理。总的来看，特朗普强调的是美国身份，而不是全球主义亚文化群体的亚身份。

　　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身份政治逻辑，不仅体现在国内问题上，也体现在外交问题上。特朗普不像拜登在坚持全球主义身份基础上，强调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民主和威权的二分系统，而是美国主义的非此即彼立场，强调民粹主义、白人至上、反全球主义等，造成了美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的身份分化，这也构成了特朗普主义的身份政治基础。从这个层面来讲，特朗普主义构成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的进步主义联盟的反对派，形成了一个覆盖“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选民、铁锈地带的选民、蓝领工人、富豪阶层的“美国优先”联盟，其执政路线的显著特征是基督教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连接和共鸣，代表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相对稳固的美国利益政治格局和身份政治格局。

　　可以说，特朗普主义的生态位适应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变化，面对来自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带来的权贵合一利益格局和身份分化认同格局，特朗普主义采取了坚决的反建制、反全球的“美国优先”立场，其核心特征是坚持美国至上、文明至上、白人至上，是一种“自白式的普遍主义”，明显区别于罗尔斯的“对话式普遍主义”。因此，即便特朗普不寻求连任，特朗普主义的政策议程也将在美国内政外交当中长期存在。

　　特朗普主义的世界效应是什么？特朗普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世界大变局的一部分。特朗普主义的世界效应可能会意味着全球右翼保守主义大联盟的建立，右翼保守主义会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形成右翼保守主义“大合唱”的世 界效应。特朗普主义的政策议程契合右翼保守派理念，他们共享民粹、反建制、反社会主义。特朗普主义已开始被解读为美国右翼保守派的胜利和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胜利。随着欧洲、拉美、日韩等地的极右翼领袖纷纷亮相，他们和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一起构建一种区别于冷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新体系，其世界效应不可低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秩序各个方面都会对二战后的世界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概括地说，特朗普主义的世界效应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的失衡效应；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效应；三是国家安全的泛化效应；四是世界思潮的抗争效应；五是全球秩序的改造效应。这其中，特朗普冲击最根本也最重要的影响力集中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上。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不胫而走，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磅礴浪潮。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规模快速膨胀的同时，也出现了世界经济的失衡问题。这种失衡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体现在发达经济体的内部。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分配的不平等，目前的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是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的根源所在。事实上，特朗普主义是从世界经济失衡中产生的。在美国，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在高度全球化中同时出现了脱实入虚的问题。二战后初期的福特制生产形态逐渐被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供应链形态所取代，美国的发展重点和优势更多地体现在金融、服务业，美国的制造业虚化了，这就导致美国政府因为税收向海外转移而债务高企，民众因为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而失业严重，二者共同构成了支撑特朗普主义的基础。

　　只要世界经济失衡仍然存在，只要美国脱实入虚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朗普主义就会长期存在。特朗普所采取的“筑墙设垒”“长臂管辖”“脱钩断链”等一系列措施，根本上都是为经济全球化提高门槛，增加经济全球化的成本，以此来保护本国市场、本国经济和本国就业。通过比较特朗普的脱钩政策和拜登的“去风险”政策，两者的区别不过是程度不同，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从长期看，特朗普提高经济全球化成本的做法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也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将会成为未来美国对经济全球化政策的主流态度，甚至是几乎所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流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低成本经济全球化的大门已经关上了，经济全球化步入了结构调整的新轨道，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进行调整。

　　因此，在特朗普主义冲击下，世界已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的全球化核心可能是高质量的发展，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越来越重视供应链问题。过去长期实行的低成本经济全球化驱动起来的全球供应链在未来有可能分化成以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为导向的地区供应链或者是友岸外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可能反映了一种世界潮流。无论是特朗普的关税战略，还是拜登的供应链同盟战略，方法虽然不同，但本质都是一致的。当然，特朗普是不是可以完全做到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有待观察。由于受制于资源优势、要素禀赋、发展条件等众多因素，生态体系的全球主义属性还会持续发挥作用，特朗普主义的前景在未来还面临着诸多变数。

　　虽然关于特朗普冲击的影响力评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与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冲击”相比，特朗普冲击的世界效应无疑更大。“尼克松冲击”在性质上属于体系内的冲击，发生在既有的二战后国际体系内部，仅仅实现了不同大国之间在这个体系里面的结构关系的调整，是既有体系的一种扩容。这个冲击虽然很大，但与这一次特朗普的冲击相比，力量还是小一些。因为特朗普的冲击试图回到罗斯福新政之前，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特朗普主义的冲击在性质上是一种体系间的冲击，或者是系统性的转变。当然，这个系统性转变尽管短期内确实很难实现，但从长期来讲还是不容低估的，因为决定这个变化的不是来自华尔街的建制派，而是来自硅谷的科技右翼和来自美国社会的保守派的联盟。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右翼与社会右翼相互呼应，的确可以联手建立一个高成本的经济全球化，把高质量、高成本的全球化做成“奢侈品”。在这种高质量、高成本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下，中国则可能面临被规锁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风险，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都构成挑战。中国如何依托供应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开拓经济全球化格局？关键主要靠三条：一是坚持以国家安全为核心构建本土供应链，以高科技自立自强确保自己国家的供应链安全，并依托技术优势拓展高成本经济全球化格局；二是坚持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确保以本国低成本经济全球化优势助力国际高成本全球化优势；三是坚持推进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在世界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发言权。

　　因此，尽管特朗普主义冲击下的世界走向尚难以完全定论，但系统性的变化已经实质性启动，未来的世界大致会朝着“一体两翼，一球两制”的方向发展，即在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前提下，确立以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和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为两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为两制的世界格局，在中美两大体系引领下，世界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若干大大小小的地区性的供应链以及相应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用一句话来说，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意味着超级全球化的体系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体两翼，一球两制”的格局，全球共同发展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取决于中美之间的新中间地带的走向。这就是生态制度主义视角下对特朗普主义冲击力评估作出的基本判断。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以发起对外关税战的方式快速推进其国际经济议程，试图重塑全球经济体系，但这种重塑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这里主要分析三个问题：一是特朗普政府要“破”的是什么；二是特朗普政府想“立”的是什么；三是其面临怎样的困境。

　　“破”的是什么？特朗普对原来的全球经济体系不满意，要打破原来的全球经济体系。二战之后所形成的全球经济体系是美国创设和主导的，美国在其中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其根本特征是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为取向的新自由主义。美国历任政府大都积极支持并扩展该体系，认为该体系能够让美国从中获得体系性收益。但在特朗普看来，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吃亏”了。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对该体系的认知可能还比较模糊，那随之再度执政，他对这个体系的认知更为清晰也更为负面，决意要破除这样一个对美国“不利”的全球经济体系，最关键就是要破除以前大家认为很正常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贸易全球化进程。

　　第一个要“破”的是美国对外巨额贸易逆差。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24年对外货物贸易逆差约1.2万亿美元。在特朗普看来，美国通过贸易逆差为其他国家输血，对美贸易顺差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作为房地产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理念很朴素，他把贸易的顺差和逆差简单看成是一个公司现金流的“进”和“出”，认为贸易逆差是支出大于收入，因此就是“亏”了，而贸易顺差就是“赚”了。在一个复杂的全球现代经济体系中，各国贸易主要由本国相对优势决定，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原因很多，更不能作为“赚”和“亏”的衡量指标，但特朗普主要是从贸易平衡状况来看贸易得失。由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这种错误但简单的经济理念也得到了美国国内部分民众的支持，因此特朗普这一经济思想有其民意基础。特朗普竞选期间，也是把减少贸易逆差作为一个政治承诺对国内宣示的，所以执政之后必须要“破”美国贸易逆差。

　　第二个要“破”的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在特朗普看来，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是美国长期的制造业外流。大多数工业品在美国已经无法生产，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从而导致了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制造业外流还使得美国制造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大为减少，加剧了制造业铁锈地带的社会矛盾。而且，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还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对于药品以及其他一些关乎美国民众生命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工业安全的制成品，美国高度依赖其他国家。这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韧性是不利的，因此要破除这种状态，需要制定各种措施推动制造业回流。

　　第三个要“破”的是美国债务恶化。当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约为36万亿美元，大约为美国GDP的120%。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已经触及债务上限，但后续必须要进一步扩大债务规模。美国国会批准的新债务上限可能要攀升至40万亿美元以上，这约占美国GDP的135%。债务规模如此之大，特朗普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而造成美国财政负担过大的原因，从体系的层面，是其他国家“搭便车”，规避自身本应承担的各种经济、军事成本，而美国为了维持这个体系付出很多，导致了自身债务规模扩大，因此美国的付出要减少，同时让其他国家提高相应开支。

　　第四个要“破”的是美元地位不断被削弱的局面。特朗普本人特别看重美元的地位，认为强势的美元地位反映了强大的美国地位。因此，一方面，他要通过减少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压缩政府债务规模来保障美元地位；另一方面，他也要打击其他国家损害美元地位的行为。特朗普明确表态，其他国家（如金砖国家）货币想要挑战美元地位，那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将对其征收高额关税。

　　上述几个要“破”的点，分属贸易、产业、财政和货币等领域，构成一国及全球经济体系的诸要素。美国通过“破坏”对美不利的全球经济体系，实现“美国优先”。由于中国是过去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国家，受益于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被认为是美国的挑战国，因此从战略竞争的角度，美国更加要打破一个对中国有利但对美国不利的国际经济体系。

　　正所谓不破不立，“破”和“立”是对应的，“破”的另一面就是“立”。那么特朗普“破”了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后，要“立”的是什么？特朗普希望打破原有全球经济体系对美国的“伤害”，让“美国再次伟大”。具体而言，“让美国再次伟大”要在上述四个“破”的方面重新“立”起来。一是贸易要平衡，美国要减少现有的贸易逆差规模，在其第二任期，贸易逆差规模不仅不能再扩大，而且要快速减少。二是制造业要回流，美国必须要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对美投资，稳住并提升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以及全球制造业格局中的比重。三是债务要可控，特朗普政府希望控制联邦债务规模，不断减轻债务负担，让美国财政可持续发展。四是美元要主导，美元要保持强势地位，保持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允许出现可以挑战美元的新国际货币。

　　对外加征高关税，构成由“破”而“立”的关键所在，是特朗普打造全球新经济体系的核心手段。我们可能会对特朗普如此痴迷于征收高关税感到不可理解，认为其不可理喻。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总体上是和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的40多年时间高度契合的。而40多年时间，刚好也是全球化高歌猛进的阶段，甚至出现了本世纪初第一个十年超级全球化的时段，我们已习惯了全球化的时代。但是对美国而言，在其建国近250年的历史中，高关税时间更长。美国高关税的时间超过其建国时长的三分之二。只是因为遭受了20世纪30年代《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严重冲击以及基于二战后构建新国际经济体系的考虑，美国才拥抱了低关税以及贸易自由化，构建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及后续的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选择高关税，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到了美国历史高关税的常态，从美国经济史上找到了应对目前这种经济状况的政策选项。而其他国家，对美国回到高关税反而非常陌生。

　　在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看来，通过对外高关税重塑全球经济体系，逻辑非常自洽，理由也非常充分。其一，高关税能够给其他经济体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商品设置一道高大的关税之墙，强加额外关税成本，因而有助于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其二，在面临美国高关税情况下，各类企业为了更为顺畅地进入美国市场，避开关税成本，将会考虑在美投资设厂，因此有利于推动制造业回流。其三，征收高关税能够给联邦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缓解联邦财政赤字。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关税在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中的比重相比之前大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联邦政府的收支状况。上述三个目标如都能实现，美元国际地位将会更为牢固，其他国家货币想挑战美元将会变得更为困难。如此一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目标也就自然实现了。

　　无论特朗普政府想用高关税重塑国际经济体系的设想有多好，在很大程度上却只是一厢情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严重困境，将遭遇各种挑战以及反噬。

　　第一，美国现有实力难以支撑。重塑全球经济体系需要超强的实力，没有实力作为基础，无法真正推动其他国家按照其意愿配合调整。美国上一次成功地重塑全球经济体系还是在二战结束后。二战结束之初，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或者是软实力，美国都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得以按照自身意愿推动其他国家接受并融入美国所设计的全球经济体系。而当前美国与二战结束之初相比，实力显然已经相对大为衰落。实力的下降导致特朗普重塑全球经济体系不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方式“吸引”其他国家支持美国，只能以获取单边利益的方式“胁迫”其他国家不敢反对美国，从而推动体系重塑。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重塑方向错误。特朗普重塑全球经济体系的方向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这个方向与全球经济发展大势背道而驰。虽然全球化面临一定的挫折，但其动能并未衰减。即便特朗普政府退群、去全球化、征收保护主义关税，其他经济体整体上仍然支持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如此，就在特朗普对其他国家发动关税战的同时，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更为深入、自由化水平更高。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代表的世界贸易组织，依然发挥作用，其规则也被其他成员国所遵守。这充分说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具有美国特殊性，甚至具有逆潮流性。显然，逆势比顺势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多。

　　第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困境。在共和党日益被“特朗普化”的当下，特朗普关税战获得了共和党内的有力支持。2024年11月大选结果，使得共和党控制了行政权力和国会参众两院，但美国国内反对关税战的声音依然强大。随着关税战对美国消费者、资本市场和产供链的巨大冲击日益显现，部分行业和企业遭遇巨大的运营危机，美国国内通胀和经济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些经济问题迟早也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到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如果控制国会众议院或者参议院，将会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带来巨大挑战。可能会通过各种立法手段限制特朗普现在几乎由一人决定的高关税政策。

　　第四，国际经济逻辑的困境。众所周知，美元地位需要美国作为一个贸易逆差国，通过贸易逆差对外输出美元，巨量的全球美元再回流到美国构建起一个美元的国际大循环，然后美元才可能成为全球货币。美国因为处于一个美元发行者的角色，在这个国际大循环当中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因此是全球金融货币主导国。特朗普政府如果减少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这意味着美元的全球供给就减少了。这样美元国际大循环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因此，特朗普政府以发动对外关税战的方式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就面临着对外美元输出减少、同时又想要保障美元国际地位的这样一个困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美国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关系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特朗普政府试图调整美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进而重塑全球经济体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其路径存在巨大问题。美国经济问题主要是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包括众所周知的美国储蓄率低、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化以及贫富分化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特朗普政府如果要推动美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该“刀刃向内”，首先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但是，特朗普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来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只能倚仗美国全球老大身份，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转嫁的内部压力。哪怕特朗普以极限施压迫使其他经济体接受了美国以加征关税为核心的重塑全球经济体系诉求，这种接受也是暂时的，缺乏持续性和体系保障，很容易反复。美国最终还是要回到国内，用有效的国内改革来调整其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关系。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由美国一手主导构建并长期维系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正逐渐面临严峻的挑战。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成为加速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特朗普主义在经济方面体现为通过修筑贸易壁垒和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双重杠杆，同时通过技术出口管制等多种手段打压产业竞争对手，以实现复兴本土制造业的目标，这反映了美国经济战略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转型。2025年4月，特朗普发动的针对全球的、规模空前的“关税战”即为特朗普主义的极端体现，其影响已远超传统贸易争端的范畴，加速了后冷战时代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的落幕。

　　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的战略精英已深刻认识到，制造业是维系美国霸权地位的关键。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美国依托强大的制造业，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军事实力，引领技术创新与科技革命，在综合实力上超越英国成为全球霸权，而且还在国内培育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为其霸权运行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然而，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运动却将美国带入了一个“金融诅咒”的陷阱之中，其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在2010年被中国取代，并因此暴露出科技创新受到制约、武器产能供应不足、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问题。为此，美国下定决心实施一场从消费型经济回归生产型经济的痛苦转型，复兴本土制造业成为贯穿特朗普内外经济政策的核心关切。

　　在国内层面，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推出了以降低税收、扶持传统能源、宽松监管和发展军工为核心的政策组合，意图以此吸引外资、鼓励创新，从而贯彻让企业“回岸生产”的产业战略。第一，降低企业所得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将企业税率从21%降至15%，并承诺扩大研发税收抵免，为建造具备先进制造能力的现代化工厂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得益于明确的产业支持态度，在特朗普重新执政的百日之内，多项巨额投资相继公布——继“星际之门”计划后，苹果、英伟达分别宣布于未来四年在美投资超5000亿美元，台积电也宣布将追加1000亿美元的投资，响应美国的制造业复兴战略。

　　第二，大力发展传统能源。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拥有全球22%的煤炭储量。基于这些资源优势，特朗普政府计划推动传统能源产业的发展，包括放宽环保约束，简化审批流程，鼓励油气勘探和生产等。为此，特朗普任命了“臭名昭著”的化石燃料支持者克里斯·赖特作为能源部部长，美国第二大产油州——北达科他州的前州长道格·伯古姆为内政部部长。特朗普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在一年半内将能源和电力价格减半，重塑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同时缓解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加密货币等新兴产业对大量廉价电力的需求空前增长，扶持传统能源才能确保制造业的投资切实落地。

　　第三，放松对金融和科技的监管。特朗普秉持“减少监管就是促进创新”的理念，认为过度监管不仅增加企业运营成本，更会制约美国的技术创新活力。在金融领域，特朗普曾在竞选纲领中明确反对对加密货币的管制政策。4月8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解散国家加密货币执法小组，以放松数字资产监管。在科技领域，特朗普上任后立马撤销了拜登政府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监管的行政令，并与副总统万斯多次指责欧盟过度的科技监管扼杀技术进步。上述监管松绑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简化行政程序、减少合规负担来激发市场活力，确保美国本土制造业流动着最新鲜的技术血液。

　　第四，大力支持军工业发展。美国战后多项重大技术突破，皆源于国防需求。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加强了与军方的联系并加大对军工业的投入，以延续美国军工引领科技发展的模式，试图将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转化为制造业发展的动力。除了任命具有军队服役背景的沃尔兹、赫格塞思进入内阁以加强与军方的联系，特朗普还试图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推动国防产业扩张。即使在国债规模突破36万亿美元的情况下，特朗普仍希望将国防预算提升到1万亿美元的空前水平，而这些预算资金很大一部分将流向军工企业。此外，特朗普宣布授予波音逾200亿美元的国防订单，拯救这家岌岌可危的工业巨头于水火之中，凸显其将国防建设与制造业振兴捆绑的政策取向。

　　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市场竞争活力的方式服务于其复兴本土制造业的产业政策目标。与此同时，特朗普进一步加强了对外部竞争性力量的打压，尤其是防止中国作为经济崛起大国对其产业生态造成的冲击，这就构成了美国以“强化在美投资优势，持续对华产业打压”为导向的破坏性国际经济政策。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全面提高关税壁垒，以辅助促进本土投资。特朗普曾直言，“关税”是字典里最美丽的词，并认为在现有全球贸易体系下，美国唯有通过关税壁垒才能实现美国本土制造的复兴，赢得与中国的竞争。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征收“对等关税”，打响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关税战”。而在中国做出坚决反制之际，特朗普政府向中国以外的超过75个“对等关税”适用国提供90天的豁免，加速了先进制造业“离中返美”的步伐。4月14日，英伟达宣布未来四年在美投资5000亿美元，构建从芯片制造到超级计算机装配的全链路本土化能力。苹果公司为了规避特朗普威胁施加的25%关税，正规划将产能从中国、印度转移至美国本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亦是美国为本国商品扩大外国市场准入的谈判利器。目前，特朗普正在通过“对等关税”的谈判推动汽车、能源产品、先进武器等美国产品进入欧洲、日本与印度等国，配合国内的产业激励政策重新提升“美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此外，特朗普政府寻求在振兴制造业的同时捍卫美元的霸权地位，但两者恐难兼顾。因为加征关税会推高美元，这不仅可能加剧通胀，还会影响全球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从而削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因此，如何在复兴本土制造业的同时维护美元霸权，或将成为特朗普经济政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延续对华战略竞争的“三场战役”，升级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打压政策。面对中国制造业的强势崛起，特朗普的核心手段仍是发动“关税战”。在5月中美日内瓦谈判之后，美国对华加征的平均关税水平仍在50%左右的高位，是拜登时期美国对华关税的两倍多。长达7年的中美贸易争端已经削弱了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相对重要性。在2018年之前，中国长期保持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如今已退居第三。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税压力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艰巨的调整难题。此外，特朗普还依托完善的经济制裁制度，升级对华“技术战”。3月26日，美国商务部以涉及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开发和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为由，将54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4月15日，美国商务部进一步叫停英伟达H20芯片、AMD MI308芯片等人工智能专用芯片的对华出口，明确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化技术封锁，阻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升级。最后，特朗普政府还正规划着一场打击中企融资能力的“金融战”。5月，美国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等人联名致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呼吁将中国企业从美国股市除名。虽然这一建议尚未付诸实施，但也无法排除未来中美发生全面金融战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美国经济战略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回归以生产为本的战略路径。特朗普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重振本土制造业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维系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而关税则是特朗普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核心政策实施工具。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国际层面推行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霸凌主义、经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式以覆盖全球的、规模空前的“对等关税”政策公布于世。

　　“对等关税”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为依据，对所有国家输入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并对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在“对等关税”的计算公式下，中国被征收了34%的额外关税，并在采取了反制措施之后，被先后加征了50%与41%的惩罚性关税。在5月中美日内瓦谈判之后，美国取消了4月8日之后对华加征的91%的非理性关税，但并未完全取消34%的对等关税。至此，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水平在50%左右，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3%左右的基础关税，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实行的平均关税；第二部分是20%左右的301关税及232关税，是美国在2018年之后以“不公平贸易”和“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部分产品加征的关税；第三部分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中国所有产品总共加征的20%的关税；第四部分是“对等关税”，在中美日内瓦谈判后暂时维持在10%的水平。

　　除去对中国加征的高额关税，美国的关税措施亦施压于其传统盟友与伙伴，逼迫它们在贸易谈判中配合美国在不同领域的政策目标。日前，美国已经与英国率先达成了协议，降低或取消了英国农业、汽车、钢铁和铝等部分出口产品的关税，但对进入美国的大多数英国商品仍保留10%的关税，这很可能成为各国与美国展开双边关税谈判所参照的范本。

　　关于特朗普打响全球“关税战”的原因，有以下四种分析：第一，通过对外征税，获取财政收入。然而，2024年美国的总进口额为3.36万亿美元，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算得的美国对外商品的平均税率，美国政府预计从关税中获取约0.6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与美国当下36万亿美元的国债规模相比甚微。此外，大幅提高关税可能抑制进口需求，导致实际税收增长不及预期。因此，财政增收更可能被视为一项潜在的附加利益，而非驱动此次大规模关税行动的首要战略考量。

　　第二，施压贸易伙伴，撬动市场准入。关税本身可能并非目的，而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种强硬谈判工具和极限施压手段，意图以此迫使贸易伙伴国在本土市场准入、削减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取消非关税壁垒等方面对美作出更大让步。值得注意的是，被加征最高“对等关税”的是孟加拉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从美国进口商品的能力有限，关税作为谈判杠杆撬动对方市场开放的实际效用存疑。

　　第三，隔离全球市场，实现产业复兴。特朗普将关税作为振兴本土制造业的有力工具，既在美国历史上有迹可循，也有系统的理论支撑。历史上，美国就是通过修筑贸易保护壁垒实现崛起的。特朗普极其推崇前总统威廉·麦金莱，赞扬其运用“才智和关税”使美国富强。作为“镀金时代”的最后一任总统，麦金莱于1890年推动国会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案》，将美国平均进口关税提高至50%左右，最终使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理论上，特朗普的国际经济政策核心理念来源于美国贸易政策的“精神教父”罗伯特·莱特希泽。与麦金莱总统一样，莱特希泽亦成长于俄亥俄州的工业化社区，并曾在美日及中美重大贸易争端中主导关键谈判。在其著作《没有贸易是自由的》中，莱特希泽阐明：“所有伟大的经济体都是在保护的壁垒后面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消费而变得伟大，它们是通过生产而变得伟大的。”这些观念深刻影响了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方向。但是，隔离全球市场将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特朗普政府是否已为潜在经济代价做好了充分的政策对冲与风险管控准备，目前不得而知。

　　最后，协同其他国家，经济孤立中国。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试图建立不包含中国的贸易“小圈子”。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华施加远高于他国的惩罚性关税，同时向其他国家提供更多谈判空间与临时豁免，意图在于利用关税政策分化瓦解既有经济联系，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去中国化”，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排除或边缘化中国的全新贸易体系。然而，中国对东南亚等地区国家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力，这些国家是否会完全“站队”美国，尚不确定。

　　综上所述，特朗普主义的经济实践本质上是霸权护持之下的产业重构，推动美国从“消费型经济”转向“生产型经济”，并重拾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主导地位。然而，美国的经济战略转型是以颠覆世贸组织基本原则、牺牲全球产供链稳定为代价的，最终也将损害美国的制度吸引力、国际公信力与世界领导力。在特朗普主义的冲击下，曾经被视为“历史终点”的自由经济秩序正步入黄昏，一个更趋碎片化、竞争性、安全化和无序的全球经济新阶段或已开启。

　　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中国应当如何应对？一是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发展好自己，就是最好的应对。二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强化国内大市场对全世界商业力量的吸引力。三是“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贸合作，以开放应对特朗普主义冲击。过去两年我们做得非常成功的一项政策，就是对很多国家采取了单边免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类似开放政策要坚定地继续做下去。四是扩大国际“朋友圈”，坚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中美之间谁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第三方支持，谁就能在这场博弈中取得胜利。

　　特朗普主义是打着保守主义幌子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以“美国优先”为口号，以实力出发的交易为手段，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践行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2024年7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总统在任期间的任何官方行为均享有全面豁免权，扩大了总统权力；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不仅胜出而且赢得普选，共和党还控制了参众两院；特朗普吸取了第一任期经验，重用与自己的理念一致并忠诚于己的官员，这些因素都让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面临更少制约，更容易推行特朗普主义。特朗普主义的全面推行，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全球贸易战，而随着全球贸易战的深入，全球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都将遭到巨大冲击，国际经济秩序面临重构。应对特朗普的全球贸易战，必须着眼于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下的全球应对，而不能仅仅从中美双边角度进行思考和应对。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至今已有80年，在特朗普看来，美国自己建立的这一国际秩序已经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不仅给美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搭便车，占美国的便宜，而且还更有利于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重商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贸易是零和博弈，即贸易逆差就是美国损失了，贸易顺差则是美国获利了。特朗普认为，这一切都与当前的贸易体制不利于美国以及美国历任总统不作为有关。换言之，他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那套理念和政策对美国不利，反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认为这对实力强大的美国构成了限制，主张以权力为基础、强调经济主权独立的国家之间进行双边谈判以达成对美国更为有利的交易。特朗普坚信，由于美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超强的购买力，而且美国处于逆差地位，因此在发动贸易战时，外国人无法舍弃美国市场，最终只能在谈判中对美国让步，贸易战最终获胜的必将是美国。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与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货物贸易逆差，这些国家都占了美国便宜，美国必须通过“对等关税”以实现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平衡。而且，特朗普还认为，美国的关税是全世界最低的，其他国家的关税都比美国高，因此美国要针对所有国家提高基准关税，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基准关税还能够大幅增加美国财政收入。因此，在其认为1.2万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巨大而且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在2025年4月2日的所谓“解放日”，特朗普政府对57个国家加征了税率从13%到49%不等的“对等关税”，对其他经济体加征10%的基准关税，从而发起了全球贸易战。

　　和第一任期不同的是，第一任期时的特朗普由于是政治素人，尚无经验，而且其经济官员分为主张自由贸易和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两派，他们之间相互牵制，结果只是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进入第二任期，相信自己是“天选之人”的特朗普在推行特朗普主义时在白宫内部已经听不到反对的声音，结果是对所有国家或经济体加征关税，发动全球贸易战。

　　要看到，贸易战的发生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原因之一就是世界贸易体制已经僵化，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后，WTO已经无力推进新回合谈判，引发了最不发达和欠发达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同时，WTO也没有与时俱进加快改革，无法满足数字时代的新需求，电子商务诸边谈判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WTO上诉机构停摆，争端解决机制失灵，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都不满意。美国则抱怨WTO在解决中国所谓的“非市场行为”、欧盟农产品非关税壁垒等方面不力。

　　原因之二与上一轮超级全球化不可持续有关。全球化也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超级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意味着国内监管规则的进一步全球化和经济主权的大幅让渡，经济政治社会成本高昂，而收益甚至难以弥补这些成本。超级全球化发展到最后，一定会遭遇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说的全球化、民主与主权这“不可能三角”，即三者不可得兼。同时，全球化的收益在国家间的分配和在国内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也不均衡。美国认为中国是上一轮超级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而美国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自身的收益和支出不成正比。同时，美国国内铁锈地带的制造业工人是全球化的主要受损者，美国跨国公司特别是华尔街金融集团和高学历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是最大赢家，但美国国内缺乏赢家补偿输家的制度性安排，导致反全球化利益集团政治力量的壮大。这些都是特朗普主义得以在美国产生和受到部分民众欢迎的原因，也意味着特朗普胜选之后要继续获得这些民众的支持必须兑现相关的政策承诺。

　　第三个原因与美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变化有关。美国认为这种分工已经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一是全球过度依赖美国消费，换言之，美国生产不足和过度消费，直接的后果就是美国以贸易逆差的方式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美元，美国认为向美国战略竞争对手输出美元实际上增加了对方的经济实力，进而有利于对手扩张军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二是随着超级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深入发展，美国的比较优势逐渐集中到三个领域，即金融、高科技和农业、油气等资源能源领域。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凸显了效率与安全的矛盾，美国突然发现，制造业优势的丧失，特别是国防基础工业制造能力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在相互依赖武器化、供应链依赖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形下，金融、高科技和资源能源的优势不足以保证美国在军事冲突中获胜。

　　第四个原因是美国发现自己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反噬自己，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一方面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霸权越来越难以维系，即美国继续维护国际体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没办法通过收益来进行覆盖，所以必须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其盟友来分担成本，但美国的盟友相对衰落的程度更甚于美国，极不愿意分担，而是希望继续搭美国的便车。这点仅从美国的北约盟友多年以来大多数都没有达到军费开支占GDP的2%这一要求就能看出。另一方面，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现在也面临解体。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是指美国承受巨大贸易逆差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其他国家凭借贸易顺差获得美元，然后以极低利息将所获得的美元借给美国，美国再用这些低成本的美元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由于美国获得直接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它从世界其他地方借款的利率，这一体系就能让美国继续维持金融霸权。但近几年由于美国大幅加息和国债收益率的大幅攀升，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初次收入来看，美国初次收入的净盈余逐渐减少，并在2024年变为逆差（-88.9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海外投资的收入已经无法抵补外国在美投资所获得的收入，布雷顿森林体系Ⅱ面临解体。美国目前债务总额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2024年为8.5万亿美元，持有这些美国国债的外国人当年获得的利息为2306亿美元，2024年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债务证券（Debt Securities）为14.6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一半左右；2024年净外债（即美国人持有的外国债务证券和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债务证券的差额）为10.88万亿美元，在美国和外国的利差较大的情形下，意味着美国对外利息支付的金额越来越大，加上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也在降低，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Ⅱ难以继续维持。除了这些国际体系方面的问题外，更大的原因是美国国内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社会保障体系的支付问题等，美国人的思路现在是“内病外治”，希望在国际上进行战略收缩，减轻美国的国际负担以重点解决国内问题。

　　特朗普发起的全球贸易战，加征所谓的“对等关税”违反WTO非歧视（最惠国待遇）这一核心原则，加征10%的基础关税违反了WTO约束关税义务。如果把二战后的全球贸易看作是大型水库的话，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核心原则就是水库大坝，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亲手炸掉美国牵头建造的水库大坝，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美国发动全球贸易战无异于毁掉水库，最终破坏全球贸易体系。

　　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先破后立，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想建立“美国优先”的全球贸易体系更非易事。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直接结果将是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导致全球贸易体系面临解体，国际经济秩序陷入混乱，而新的体系和秩序很难建立起来，理由有三。

　　一是目前美国的实力完全不可跟二战后同日而语，无法单凭一国之力而胁迫其他国家遵从其设想的秩序。美国现在明显高估了自身的实力，低估了中国的实力。美国在“破”方面是有余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大坝是美国人建立起来的，美国人知道大坝的关键点在哪个地方，它去炸大坝是非常容易的。但建立新的体系，构筑新的大坝，在目前世界多极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形势下，需要有高度共识并且得到其他国家的合作，包括美国盟友、特别是中国的合作才能建立起来。但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打压盟友的做法与此背道而驰，其做法势必遭到反对。

　　二是特朗普政府低估了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成本。现在国际分工已经非常发达，已经发展到作业层次或工序层面的国际分工，在全球生产高度一体化的情况下，要从产业链、供应链或产业生态的韧性和安全的角度重构全球贸易体系，无论是制造业回归，还是友岸外包、近岸外包，都违背了分工提高效率的基本原理，必然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同时，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非常耗时，绝非短时间能实现的目标。特朗普推出“对等关税”，然后暂停90天，希望在这90天内与所有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完全是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特朗普的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说要在90天内谈成90个贸易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后来强调，优先与18个“重要”贸易伙伴达成协议。即使是这个目标，也是不切实际的。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托斯滕·斯洛克（Torsten Sløk）就指出，美国签署的贸易协议平均需要18个月的谈判时间和45个月的实施时间。所以，很难想象在没有大幅增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人手和降低贸易协议质量的情形下，特朗普政府能快速实现其谈判目标。而且，即使是特朗普政府与这些国家达成双边协议，也并非意味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三是遭遇效率与安全的平衡难题。在试图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难以处理效率与安全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从强调经济主权的角度打造重构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为重塑全球贸易体系辩护。但这二者都只能让世界各国更加分裂，而非团结，国家安全泛化将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更加横行，结果只能是效率受损，最终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安全，强调制造业回归和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必然改变美国国内资源分配的格局，即资源要从最具比较优势的金融和科技等领域转向美国已处劣势的制造业领域，这违背了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效率逻辑，在付出巨大成本之后，结果可能是金融和科技领域的优势削减，而制造业也未见起色，最终美国的安全风险反而进一步加大。

　　随着特朗普政府不惜代价炸毁全球贸易体系的大坝，国际经济秩序必然要进入一个相当长的混乱期，这也凸显了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尽管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走向尚不清晰，最终的结果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已经进入到了深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不会退回到自给自足的体系和冷战时期几乎完全隔绝的两套平行体系，那么，在超级全球化已经被否定并且确实难以进一步深化的当下，全球贸易体系更有可能走向“条块分割”的全球化，也可称之为部分连接的全球化。

　　所谓“条块分割”，是指处于不同区块的经济体通过四条主线进行连接和分化。第一条线是市场规模。市场决定分工的深度，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谁的市场大，其他国家就会向谁靠拢。第二条线是安全线。哪个国家能给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其他国家就向那个国家靠拢。第三条线是技术线。哪个国家能提供更好的技术，别的国家都会向他靠拢。第四条线是价值观线。各国可能都会想跟自己价值观相似的国家靠拢。这四条线是未来国家之间相互吸引、相互连通的主要管线。所谓区块，则是指未来世界不会是浑然一体的，而是分化为核心区、过渡区（或中间地带）和边缘区这三大块。其中，核心区由美国为首的北美、德国为首的欧盟、中国为首的东亚所构成。拉美、非洲和欧亚这些区域则属于边缘区，其中，以俄罗斯为首的欧亚以前属于中间地带，本处于上升态势，但由于俄乌冲突的影响而下沉为边缘区。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以及中东欧这些地区构成了过渡区（或中间地带），这些区域处于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经济发展前景较好，上升势头明显，是核心区积极竞争的市场和投资的区域。每个国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区域，通过四条线来进行连接。

　　面对全球贸易战、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和可能出现的“条块分割”的全球化，中国怎么应对？是被动迎接和还是主动布局，这其实是大的战略选择。这轮全球贸易战和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需要我们从全球而不能仅仅从中美双边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应对，也不排除接下来开启新的命运共同体大试验的可能。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两次命运共同体的试验。一次是在美国。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在一国内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实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源源不断汇集，以价值观和法治为核心纽带和社会粘合剂，以主权为边界打造一国命运共同体。但这一试验目前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尤其以特朗普上台为标志，美国的和法治秩序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价值观也面临分裂，经济社会不平等、身份政治、种族矛盾等国内危机已经到了难以解决的地步。另外一次是欧盟。这是在地区内部由拥有主权的不同国家通过部分的让渡主权来建立一个地区命运共同体，不是通过战争征服而是通过增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然后让渡部分经济主权，以和平方式所构建。这一试验，以英国脱欧为标志，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而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则更为超前。全球贸易战必然导致的全球混乱和随之而来的国际经济秩序重构，是否让世界感受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从而为开启新一次人类社会的伟大试验创造了机遇？除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选择之外，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还面临以下可能的选择：一是扛起自由贸易的大旗，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相当于美国在炸毁大坝的时候，中国挺身而出去堵上溃坝的决口。二是继续与美国扭抱缠斗。扭抱缠斗是应对上一轮贸易战的基本战略。但这一轮贸易战，美国试图加快与中国的全面脱钩，提升其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并且将相互依赖武器化，那么，继续扭抱缠斗的战略是否还有效？是否还有其他更优的战略选择？三是建立去美国化的贸易体系。由于美国的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不到17%，这意味着83%的全球贸易可能是不依赖美国的。那么，世界其他国家能否同心构建一个去美国化的贸易体系，就犹如当年美国退出TPP，然后日本接棒改为CPTPP一样？四是建立反美经济霸凌的全球统一战线。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全球贸易战和对各国的经济霸凌，引发了众怒，那么，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能否加深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团结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切反对特朗普经济霸凌的力量，建立反对特朗普经济霸凌的全球统一战线，最终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力量来逼迫特朗普政府放弃经济霸凌？这些战略选择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分析。